央地财政关系的本质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权衡取舍。中央集权在资源调配和政策一致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有助于应对经济危机、环境治理等全国性问题；而地方分权则能增强地方政府积极性与灵活性，更有效地满足地方需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新时代财政关系的调整和优化指明了方向。

　　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央地财政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以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需求。

　　一是财政包干时期(1978—1993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度，地方政府享有较大的财政权力。财政包干制度激励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地方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动力，但也带来“两个比重”偏低、市场分割、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催生了分税制改革。

　　二是分税制改革(1994—2002年)。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财政体制的一次重要调整，通过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权力，强化了中央财政集权。改革后中央财力显著增强，国家得以实施更多的宏观调控措施。与此同时，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使得欠发达地区获得了更多支持，实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平衡。

　　三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2002年至今)。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财政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进一步演变。通过调整央地所得税划分、“营改增”等一系列改革，中央财政收入筹集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加，中央政府得以在区域平衡、科技创新、生态保护重点领域实施更大力度的支出措施。在地方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方面，适度的分权依然被强调，这有助于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这些措施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带来地方收支压力较大、土地财政等问题。

　　二

　　新时代以来，我国央地财政关系调整充分发挥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取得显著成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创新发展方面，财政政策通过加大对创新驱动的资金支持，推动了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基础科学取得重大突破，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基础科学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部分新兴技术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人工智能、大数据、5G通信、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国际上处于前列，我国的空间科技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在协调发展方面，有效促进区域均衡发展。通过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推动了区域间的资源优化配置与协同发展。大力构建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港口等，促进了区域之间的高效联通与资源共享。

　　在绿色发展方面，有力支持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是新时代财政支持的重要领域。通过中央财政支持和地方财政配合，我国在污染治理、绿色发展、生态修复等领域加大投入，持续推进空气、水和土壤质量，生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和行动计划，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在开放发展方面，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走向纵深。中央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推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开展基础设施、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多层次的协同发展，推动了国际产能合作和共同繁荣。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的实施，显著地提升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

　　在共享发展方面，实现了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2020年我国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同时财政政策致力于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升人民生活质量；通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逐步完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日渐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

　　《决定》明确了包括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扩大地方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等改革部署，充分展现了中央对财政集权与分权平衡的重视，旨在更好地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更加均衡、协调的央地财政关系。展望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笔者认为，可以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

　　一是明晰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边界。当前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地方政府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承担了过多责任，但缺乏相应的财政资源支持。因此，未来改革应进一步明晰双方的事权与支出边界。比如，中央政府加强在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全国性事务中的事权，而地方政府更多关注社会治安、城乡社区事务等区域性事务。通过减少共同财政事权，确保中央和地方责任明确，提升地方政府履职能力。

　　二是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从而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通过加大对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区域间的财力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未来的改革还将减少对地方政府资金使用的限制，给予地方更多灵活性，以更好地应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对于转移支付资金实行“赋权—考核”，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地配置财力和资源，但需通过绩效考核机制，确保各地在推动本地发展的同时，服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

　　三是推进地方税制改革。深化地方税制改革，减少地方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推动资源税、房地产税等税种的立法和实施，确保地方政府拥有稳定且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来源。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管理权，使其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四是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加强对基层财政的支持，确保市县级政府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拥有足够的财力，特别是在“三保”领域(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履行职责。通过优化省级财政与市县级财政的分配机制，增强基层财政的可持续性和自主性。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联华证券配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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